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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5-22 12: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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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方面，苗生明称，刑事检察处在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刑事检察“刀把子”功能，坚持严的震慑毫不动摇，依法严惩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一杀多人”特别是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最高检对广东珠海樊某秋驾车撞人案、江苏无锡徐某金持刀行凶案等重大恶性案件第一时间挂牌督办、派员指导，对二犯已依法执行死刑，及时有力震慑犯罪，安定人心。健全个案总结和类案分析机制，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恶性犯罪案件进行回溯分析，深挖案件背后深层次原因，研究防治对策。依法核准追诉发案超过二十年的命案300余人，让正义虽久必至、虽远必达。积极参与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坚定捍卫国家长治久安。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惩处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严惩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最高检指导地方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杨某渊分裂国家案、李某贺煽动分裂国家案等重大危安案件，坚决捍卫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与最高法、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等联合发布指导意见，依法惩治“”顽固分子分裂国家有关犯罪，形成有力震慑。依法从严惩处“全能神”等犯罪。坚决落实好检察环节反恐工作责任，探索建立检察机关办理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协作配合机制，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坚决维护国防安全，军地持续深入联合开展“守护戎装”等专项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3最高人民检察院26日通报深入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情况。2024年，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刑事指控体系，切实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融入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2024年1至11月，共受理审查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103.4万人，批准逮捕66.9万人；受理审查起诉203万人，提起公诉146.7万人。起诉严重暴力犯罪占比从十年前的7%降至3.7%。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在最高检发布会介绍，检察机关依法严惩严重暴力犯罪，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一杀多人”特别是报复社会的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3“孙法官，让我没想到，拘留第二天就执行到位！要是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这钱咋能要回来，谢谢你们，我为你们如此高效点赞！”在雷霆2025·油城利剑执行行动期间，即2月25日，一起买卖合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陈某收到案件执行款后，来到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法院，亲自将锦旗送到执行法官孙威手中，这样感激道。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着力建设高素质未成年人审判队伍，黑河中院先后邀请黑河学院、黑河市心理工作者协会老师专题讲授青少年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4次，加强未成年人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选派业务能力强、掌握相关教育学知识或取得心理咨询师等相关职业资格的136名法官担任辖区内学校法治副校长；从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挑选25名熟悉青少年、儿童成长身心特点的陪审员专任少审案件陪审员；聘请8名专业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为涉未被告人或被害人进行专业心理疏导、测评、矫正。
为全方位做好“护校安园”工作，市公安局按照“查问题、找隐患、促整改”工作要求，在校园内部及周边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清单，按照“一例一案”原则开展专项整治、逐一销号。对校园内部人防、物防、技防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全力推进校园安防建设达到“四个100%”。严格执行各项安全防范制度，与行业主管部门建立沟通协作机制，有效解决校园安全隐患问题，定期开展校园周边“扫楼”行动，确保校园内外安全和谐稳定。
3“5、4、3、2、1……北京时间，零点整！”当2025年的新年钟声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上空敲响，市民和游客们纷纷许下新年愿望。此时，7000余名警力与安保人员组成的“防护墙”正默默守护着数万市民游客的平安。通过“人员密集场所风险联防联控”系统，依托“圈层防控”和智能数据平台，渝中区实现动态预警、快速响应，确保跨年活动安全事故和治安案件“双零发生”。这一场景正是平安渝中的生动写照。
此外，渝中区法院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电子送达率、归档率均超96%，平均审理时间缩短4.2天；渝中区检察院实现各条线法律监督模型应用全覆盖，运用数字化技术发现线件；渝中区公安分局深化“警种主战、派出所主防”改革，刑事、治安警情分别下降25.1%和8.8%。“住改仓安全监管”“检护诉权”等3项自主谋划数字应用纳入区县“一本账”管理，推动跨部门协同高效运转。数字法治建设成果惠及民生，群众办事更便捷、司法服务更透明。
“阔都尔塔什山口哨所护边员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说起护边员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的暖心事，牧民吾木尔扎克·吐尔买买提感慨道。2022年3月的一天深夜，吾木尔扎克·吐尔买买提的妻子突然患病，他立即开车送妻子去医院，但雪大路滑，车辆不慎掉下路基，无法行驶。无计可施之际，吾木尔扎克·吐尔买买提给附近的阔都尔塔什山口哨所打去电话。没一会儿，哨长托尔肯·艾山巴义带领护边员迅速赶来救援。当时气温是零下20多摄氏度，几个人用铁锹和双手清理积雪，经过半个多小时，终于将被困车拖了出来。吾木尔扎克·吐尔买买提及时将妻子送到医院。
“在牧场，一家三代接力守边的故事还有很多。”托云牧场领导介绍。牧场二连第三代护边员娜孜依热·托合提库力虽然是位“00后”姑娘，巡逻护边却是把好手。从小跟随爷爷和父亲巡边护边，娜孜依热熟练掌握了识别地形地貌、应对突发特情等技能。去年8月，她在巡边中发现两名可疑人员剪断边境铁丝网，迅速前出处置，阻止了违法行为。经盘问得知，两人准备越界收割牧草。娜孜依热当即宣讲边境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讲清越界危害，两人惭愧地低下头。
今年是库瓦提别克·沙吾提成为护边员的第8个年头。清晨，他背上装有望远镜、钢钳、锥子的工具包，早早地出发开始一天的生活劳作。他一边放牧，一边巡边检查：铁丝网有破损，他就手持钢钳加固修缮；界碑脏污，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碑号褪色，他掏出工具包里的红油漆仔细描红……多年来的经验，更是让库瓦提别克·沙吾提对边境管段所有敏感地段、通道了如指掌，边境前沿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过他的眼睛。一次雪天巡查，库瓦提别克·沙吾提在边境线上发现一串足迹，上前一摸脚印上的雪硬硬的，明显是有人刚刚从这里走过。库瓦提别克·沙吾提即刻骑马上山追去，最终协助边境派出所抓获企图偷越边境人员。
32月14日下午，在广东清远阳山县连江桥底下江滨公园，张炎再次遇见活蹦乱跳的2岁童童（化名），高兴地抱起了他。童童看着眼前这个哥哥，笑容天真，年幼的他也许对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惊心动魄的事情没有记忆了，但童童的父母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这位勇敢的少年几天前纵身跳入冰冷河中，救起了不慎落水的童童。
看到湿漉漉回到家的童童，童童爸爸叶先生百感交集，责备自己没有看好孩子，也想尽办法打听勇救童童的“少年英雄”。经过多方打听，终于知道下水救了自己孩子的少年是来自清远市阳山中学的八年级学生张炎。“真是太感谢张炎同学了，当时我们在忙着做生意，10岁的姐姐带着弟弟去了河边玩，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要不是张炎，后果不堪设想。”2月11日，被救孩童的父母特意前往学校看望见义勇为的张炎，向他赠送了一面锦旗，对张炎表示衷心的感谢。
缐杰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惩治暴力伤害、、猥亵、拐卖等严重犯罪，从严打击成年人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2024年1至11月，派员介入侦查涉未成年人重大复杂案件2.1万余件。对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监督立案近1900人，纠正漏捕近900人，纠正漏诉同案犯2300余人。对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出抗诉400件。最高检依法提出抗诉的王某某、猥亵儿童案，经最高法指令异地再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审无罪判决、裁定，改判原审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八年。
32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加强民生司法保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通报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以高质效检察履职加强民生司法保障的做法成效；二是发布检察机关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典型案例；三是回答记者提问。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宫鸣，民事检察厅厅长蓝向东、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缐杰、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主任刘太宗出席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办公厅（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李雪慧主持新闻发布会。
宫鸣在答记者问时表示，2025年，检察机关将以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和支撑“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注重依法用足用好调查核实权，提升调查核实能力和精准监督能力。未成年人检察将全面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工作，2025年，最高检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加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的意见，研究制定办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意见。知识产权检察将深化综合履职，服务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3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3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申慧）由于婚恋交往常涉及经济往来，当昔日甜蜜褪去，不少夫妻和情侣因彩礼问题对簿公堂。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离婚后因彩礼返还问题产生纷争，女方诉至法院后男方提起反诉。最终法院经审理没有支持双方诉讼请求。胡女士与周先生于2023年7月相识，不久后开始共同生活，胡女士在双方交往期间怀孕。2023年11月，周先生支付胡女士彩礼10万元，二人领证登记结婚，后胡女士因胚胎异常终止妊娠。婚后一个月内，双方矛盾不断，于是办理了离婚预约登记，胡女士向周先生转账返还彩礼7万元。2024年1月，胡女士与周先生协议离婚。因双方就彩礼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胡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周先生返还自己之前转账的7万元彩礼，周先生也提出反诉请求，要求胡女士退还剩余彩礼3万元。胡女士称，剩余彩礼已用于购买家具等日常支出，自己转账7万元的行为系受周先生威胁，所以应当撤销。周先生则主张胡女士曾答应返还剩余3万元彩礼，但一直未支付。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胡女士主张自己向周先生转账7万元系受到周先生胁迫而作出的非真实意思表示，但根据双方在胡女士转账后的聊天记录及录音证据，不足以证明周先生对其构成胁迫，胡女士的转账行为应属其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胡女士要求撤销转账7万元行为的主张，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其次，根据双方聊天记录，胡女士就剩余彩礼已购买家具及彩礼返还等问题，与周先生一直存有争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胡女士同意返还剩余3万元彩礼，故对于周先生主张双方已就剩余彩礼达成合意的辩解，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最后，本案中的原被告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法院综合考虑案涉彩礼数额、双方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为筹办婚礼购买物品情况、双方过错及彩礼返还情况等因素认定，胡女士已经返还周先生的7万元彩礼金额较为合理，周先生无需再将该7万元返还胡女士。对于周先生要求胡女士返还剩余彩礼3万元的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最终，昌平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胡女士全部诉讼请求及被告周先生的全部反诉请求。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3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冯靖雯）高空抛物，因其不容忽视的危害性，被形象地喻为“悬挂在城市上空的痛楚”。近日，北京顺义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被告人黄某犯高空抛物罪，被依法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黄某在顺义某小区居住，2024年9月20日19时，黄某酒后因不想下楼扔垃圾，图一时方便，选择将白酒瓶、生活垃圾等物品从10层向窗外抛掷。此时垃圾正好砸到李某停放在楼下的汽车，造成汽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认定，汽车损坏价值人民币525元。后黄某被查获，赔偿被害人损失并获得谅解。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已构成高空抛物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犯高空抛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鉴于被告人黄某自愿认罪认罚，故对其从宽处理并宣告缓刑。据此，顺义法院判决被告人黄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法官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 第一款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随意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向外抛掷物品，是文明社会的重要行为准则，对于高空抛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被追究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抱有侥幸心理高空抛物，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定义情节严重并不是仅从造成的危害后果来看，也要从抛掷物品的种类、高度；抛掷的时间、地点；抛掷的次数等来综合判断，全面考量社会危害程度。因此并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就不构成高空抛物罪。对于故意从高空抛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以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3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白酒质量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判决酒业公司赔偿消费者购酒款并给付赔偿金。2018年，赵某购买北京某酒业公司生产的白酒10箱（6瓶/箱，500ml/瓶），剩余6箱一直存放于自家地下室。2024年，赵某拆开其中一箱，意外发现一瓶白酒内液体仅剩约100ml，且液体中混有小黑虫。因售酒网点多年前已人去楼空，赵某将白酒生产者北京某酒业公司诉至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退一赔十”，赔偿6箱购酒款及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北京某酒业公司则称赵某主张的单瓶酒价格虚高，与公司对外销售价格差距过大，仅同意为赵某更换一瓶同一批次白酒，同时赵某需将一瓶问题酒退回。经法院现场勘察，赵某地下室储存北京某酒业公司生产的一瓶问题白酒，瓶盖完好无损，无外力开启，其他白酒外观上并无问题。庭审中，北京某酒业公司对问题酒内生虫及瓶盖漏气原因不申请鉴定，赵某对除问题酒外剩余白酒虚假标识配料及酒精度数不足等质量问题不申请鉴定。平谷法院经审理认为，生产食品应当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禁止生产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本案中，赵某提交的问题酒瓶盖完好，无外力开启，无相反证据推翻，可认定为未开封食品。酒瓶内液体肉眼即可分辨混有若干黑虫，且实际容量远小于标识容量，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北京某酒业公司就上述质量问题成因未申请鉴定，应就其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承担相应责任。就除案涉单瓶问题酒外剩余瓶装酒，赵某虽主张存在配料及度数与标识不符等质量问题，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佐证，且在北京某酒业公司提交检测报告后拒绝就质量问题提起鉴定，难以认定除案涉单瓶问题酒外剩余瓶装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最终，平谷法院综合在案证据及同品类白酒市场价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北京某酒业公司赔偿赵某购酒款100元、给付赵某赔偿金1000元，赵某返还北京某酒业公司内含黑虫及不足量液体白酒一瓶。编辑 杨海 校对 张彦君